赵德民的儿子叫赵志刚，四十二岁，城北环卫所的垃圾车司机。沈渊和老魏到的时候，他刚下夜班，还没来得及换衣服，身上穿着一件橘色的环卫工作服，前胸后背各有一道反光条，在昏暗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扎眼。
“我爸那个人，”赵志刚把一杯热水推到沈渊面前，自己坐在对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油污，“一辈子没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退休之前在纺织厂干了三十五年，退休之后就在家看电视，看烦了就去菜市场转一圈。他这辈子最大的事，就是我妈走了之后把我养大。我结婚了，他一个人住，我每周日去看他。”
沈渊问：“他今年二月走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赵志刚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台边上。窗台上放着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的漆面已经磨花了，上面印着过时的花卉图案。他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张折成方块的纸，走回来递给沈渊。
“他走失之后我在他枕头底下找到的。他应该是想带走，但忘了。”
沈渊把纸展开。是一张素描，画的是赵德民自己。不是孟亭画的那张——这张的笔触明显更笨拙，线条断断续续，明暗交界线处理得一塌糊涂，有些地方甚至用橡皮擦破了纸面。但画中人的表情格外认真——赵德民对着镜子画了自己，额头上的皱纹一道不落，脖子上的那道疤痕被重点描绘，每一针缝合的痕迹都画了出来。
一个六十一岁的退休工人，在人生的最后几周里开始学画画。他画的第一张是镜子里的自己——不是画别的东西，是画自己。
“他以前画过画吗？”沈渊问。
“从来没有。”赵志刚摇了摇头，“他连笔都不怎么拿。退休之后看电视，有时候连遥控器都懒得按。”
沈渊把画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不是铅笔，是圆珠笔写的，笔画用力到几乎戳破了纸面——“赵德民，你活了六十一年，什么都没有。”
字是赵德民自己的笔迹。这句话里的情绪不是自怨自艾，而是一种冷静的、近乎客观的自我评价。像一个会计在核对了一辈子的账本之后，得出了一条不容辩驳的结论。沈渊几乎可以想象一个老人坐在镜子前，看着自己满是皱纹的脸和脖子上那道旧伤疤，然后写下这句话。他活了六十一年，做了三十五年纺织工，养大了一个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什么？工作证上的工号？社保卡上的档案编号？一套五十平米的老房子？他觉得这些都不算。所以他开始画自己。不是因为热爱画画，而是因为他想在世界上留下一点真正属于“赵德民”的东西。
然后孟亭出现了。
“他跟你提过一个画画的老师吗？”沈渊把素描放回饼干盒旁边。
“提过。”赵志刚重新坐下，语气从回忆变成了某种压抑的焦躁，“他说在菜市场遇到一个人，是个老师，说他的脸很有特点，想画他。他特别高兴，一辈子没人说过他的脸有特点。那道疤他一直觉得是丑，小时候被人叫‘蜈蚣脖子’，叫了十几年。忽然有人说那道疤有特点，想画下来——他回来跟我说的时候，笑得像个小孩。”
“他去了吗？”
“去了。他说那个人把画室借给他用，还教他画画。他说那个人很厉害，看一眼你的脸就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他说那个人跟他说——”赵志刚停了一下，像是在努力回忆原话，“跟他说，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开关，找到了就能把心里想的东西放出来。他说那个老师找到了他脖子上的开关，就是那道疤。那道疤就是开关。”
沈渊的笔在笔记本上停了。每个人脸上都有一个开关。找到了就能把心里想的东西放出来。这不是美术老师在教画画，这是一个精神科医生在对病人做心理引导。孟亭对郭同海说的是“留下点什么”，对赵德民说的是“你的疤痕是开关”——他对每个目标说的话都不一样，都是根据对方的心理弱点精心设计的。郭同海的弱点是“没有存在感”，赵德民的弱点是“那道让他自卑了一辈子的疤痕”，孟亭精准地找到了每个人心里最脆弱的那一点，然后把那一点变成了一个承诺。只要走进那间画室，他就能帮你打开那个开关。
“他最后一次去画室是什么时候？”沈渊问。
“二月十号。”赵志刚说了一个准确的日期，“那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在画室画了一下午，那个老师夸他进步很快。他说他终于画好了一张——不是画自己，是画了一张别的。他特别高兴，说等他回来给我看。第二天他就出门去菜市场，然后再也没回来。”
“他画的那张‘别的’是什么？你找到了吗？”
“没有。我把他家里翻遍了，没找到。我觉得——”赵志刚的声音在这里卡了一下，像是在过一个很难过去的坎，“我觉得那张画他带在身上。他带着它出门了。那张画是他这辈子画得最好的一张，他要带在身上，舍不得放家里。”
沈渊让赵志刚把赵德民生前的遗物整理出来。遗物不多，几件衣服，一本存折，一沓水电费收据，几个老相框。相框里是赵德民各个年龄段的照片——年轻时的工装照，抱着婴儿赵志刚的满月照，妻子去世后一个人的单人照。沈渊发现一个现象：赵德民五十岁之前的照片大多是对着镜头笑的，五十岁之后的照片笑容明显减少，最后几年的几张连嘴角都不怎么动了。六十一岁那年——也就是今年，他没有拍过任何照片。如果不是孟亭画了他，这个人在世界上最后的影像记录可能就是他社保卡上那张五年前的证件照。
沈渊翻到存折的时候发现了一笔取款记录——二月九日，也就是赵德民最后一次去画室的前一天，取了五百块钱。对于一个退休工人来说，五百块钱不是小数目。赵志刚说不清这笔钱的用途，他说他爸平时花钱很省，一个月生活费不超过一千块，取五百块现金是不寻常的。
“他有没有可能付给那个老师了？模特费？”老魏在旁边插了一句。
“我问过。他说那个人不要钱。那个人说画画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把美的东西留下来’。”赵志刚说到“美的东西”时语气里有一种讥讽，但又很快被疲惫盖了过去。
沈渊把赵德民的那张自画像拍了照，然后站起来走到赵志刚家的客厅窗户前面。窗外是环卫所的停车场，十几辆橘色的垃圾车整齐地排成一排，像是某种沉默的方阵。阳光照在车身上，反光条闪烁着刺眼的白光。赵德民六十一岁，在菜市场被孟亭找到。孟亭说他脖子上的疤“有特点”，说那是“开关”。赵德民被这句话击中了——被叫了六十一年“蜈蚣脖子”的人，第一次听到有人说那道疤是美的。他相信了那个人，走进了那间画室，在画室里画了自己，然后又画了一张“别的”。那张“别的”他带在身上，在二月十日之后的某一天，消失在了去菜市场的路上。
“他那天出门穿的是什么衣服？”沈渊忽然回头问。
赵志刚愣了一下。“蓝色中山装，洗得发白那件。口袋里别了一支笔。”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我爸从来不往口袋里别笔。那是他刚退休那阵子，有一次看到小区门口一个老头别着笔，觉得那样看起来有文化。他羡慕了一辈子有文化的人，自己只念到小学四年级。那支笔是他花十块钱在文具店买的，笔芯早就干了，别在口袋里就是为了装样子。”
沈渊把这条记下来。蓝色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一支笔。这和槐树巷十九号画稿上的衣着完全吻合。孟亭在三月二十二日画的那张赵德民素描上，赵德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一支笔。那支笔的笔芯已经干了，但赵德民还是别着它。他去画室那天，特意穿了那件中山装，特意别上了那支笔——他要去被画，要做一个“有文化的人”该做的事。
在回队里的路上，老魏开车，沈渊坐在副驾驶上翻看赵德民的自画像。那张画上赵德民把自己画得比实际年龄更老——额头上的皱纹更深，眼袋更重，脖子上的疤痕画得尤其用力，几乎要把纸戳破。但真正引起沈渊注意的不是这些。他注意到画面上赵德民的瞳孔被画成了两个很小的实心黑点，和许航画孟亭时用的那种高精度还原完全相反。赵德民看不到别人眼睛里的东西。他只能看到自己。他是一个困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孟亭敲开了那个世界的门，给了他一个“开关”的比喻，他就把门打开了。
“你发现没有，”沈渊把画放下来，“孟亭对每个人说的话都是定制的。郭同海要的是存在感，他就说‘留下点什么’。赵德民一辈子被人嘲笑疤痕，他就说‘那道疤是开关’。他不是在找模特。他是在找靶子。”
老魏把车速放慢了一些。“那苏琳呢？许航呢？孟亭会跟他们说什么？”
沈渊没有回答。他正在想着这个问题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小周打来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不住的兴奋——“沈队，苏琳的室友找到了。她手里有苏琳的日记。苏琳失踪前在日记里写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么事？”
“她写——‘今天在画室里看到了那个人画的所有画。他画了很多人。有一个钣金工，领口绣了一只鸟。有一个老头，脖子上有道疤。有一个小孩，戴眼镜，不怎么说话。他画了他们的脸，但他们不是坐在那里让他画的。他们是在——’”小周停顿了一下，像是在读原文，“——‘他们是在把自己的脸借给他。’”
沈渊把手机攥紧了一些。他们是在把自己的脸借给他。苏琳看到了那些画，在槐树巷十九号那个客厅里，挂在满墙的亡妻画像之间。她看到了郭同海的脸、赵德民的脸、许航的脸，但她没有逃跑。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句话，然后继续去画室，继续让孟亭画她。
“她还写了什么？”
“最后一条日记是四月二十号，她失踪前两天。就一句话——‘明天他要画我的眼睛。他说我的眼睛里藏着一个人。我不确定他想画的是那个人，还是我。’”
电话挂断之后，车里安静了很久。沈渊看着车窗外快速后退的行道树，脑海里反复回响着那句话——我的眼睛里藏着一个人。孟亭在苏琳的眼睛里看到了谁？那个已经死了十年的陈秀兰？还是每一个他画过的人？
他把赵德民的自画像翻到背面，重新看了一遍那行用圆珠笔写下的字——“赵德民，你活了六十一年，什么都没有。”然后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周敏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周敏的声音有些意外。“沈警官？”
“周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郭同海失踪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一个叫赵德民的人？或者一个脖子上有疤的老头？”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五秒钟。然后周敏的声音重新响起，比之前更低了。“没有提过名字。但他有一次说了一件事——他说那个老师在画室里挂了好多画，有一个老人的画特别让他难过。我问为什么，他说那个老人把自己画得特别老，老得像八十岁，但老师说他实际的年龄没有那么大。他说那个老人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就在画里把自己画得更老，好像在替命运惩罚自己。”
“他跟你说了这件事？他描述了另一个被画的人？”
“对。他说完这件事之后，好几天没怎么说话。后来就开始绣那只鸟了。”周敏的声音忽然带上了哭腔，不是崩溃的那种，是压抑了很久之后终于被撬开了一条缝的那种，“沈警官，他是不是认识那些人？那些和他一样被画的人？”
沈渊挂了电话之后，把头靠在座椅靠背上。郭同海知道赵德民。他在画室里看到了赵德民的画，也许还见过赵德民本人。他们不是孤立的受害者——他们在画室里见过彼此，也许说过话，也许交换过各自的经历，也许互相问过“你是怎么认识这个老师的”。孟亭有没有故意让他们见面？他把这些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聚在一起，让他们在同一个客厅里坐在同一把藤椅上，然后一个一个地画他们。他是在制造某种“偶遇”，还是在进行某种更复杂的实验？
“老魏。”沈渊睁开眼睛。
“嗯？”
“孟亭不是在画人。他在收集人的弱点。他找到每个人的开关，打开它，然后把开关打开那一刻的表情画下来。那五张素描不是人像——是开关。”
车子驶进市局大院，沈渊把赵德民的自画像夹进证物袋里。他下了车，站在停车场边上抽了一根烟。头顶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被人反复揉搓过的旧布。他想起赵德民在自画像背面写的那句话，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孟亭对赵德民说的话，也许和赵德民对自己的评价是同一句话。“你活了六十一年，什么都没有。”但孟亭加了后半句，在那个画室里，在那把藤椅上，在满墙亡妻画像的注视下，赵德民听到了孟亭加的后半句。那些他至今还没有找到、也许永远也找不到的后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