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秋后的夜晚，烂醉如泥的父亲被抬回来，直接送进了县医院抢救。张艳跟着去了，她站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病房外，隔着玻璃冷冷地看着那个脸色蜡黄、插着管子的男人。一个从未有过的、冰冷而清晰的念头像毒蛇一样钻进脑海：“就这样睡过去吧，永远别醒来了……哪怕以后和妈去讨饭，也比现在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强！”这恶念让她自己都打了个寒颤，却像藤蔓一样牢牢缠住了她的心。
醉鬼父亲命硬，醒了过来，却成了一滩只能瘫在床上的烂泥。母亲，那个沉默得像块石头的女人，默默地接屎倒尿，擦身翻身，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坍塌的重量，也扛起了对这个再也挥不动拳头的男人的怨与怜。生活的重压像磨盘一样碾着她，她只是更沉默地佝偻下去。
那时的张艳刚上初中，每天放学后，就背起母亲熬夜做好的绣花小鞋、绣花小荷包、鞋垫、袜子，沉甸甸的一大包，挤上破旧的城乡小巴，到县城最热闹的集市抢占摊位。她总能机灵地找到入口处最好的位置。母亲只求能换几个油盐钱，没给她定价。张艳却自有主意：最精巧的虎头小鞋，针脚细密，虎睛炯炯有神，她定最高的价！因为她看准了那些年轻的妈妈们，自己舍不得吃穿，对孩子却格外大方。她的小摊前总是围满了人。她嘴甜得像抹了蜜，“阿姨”“姐姐”叫得亲热，夸孩子长得俊俏，夸人家有眼光，顺带着推销旁边的小荷包、鞋垫。“您看这鞋垫，吸汗透气，配您刚买的这双小鞋正合适呢！”人家被她哄得高兴，往往也乐得掏钱。张艳长得清秀，穿着打补丁但洗得发白的衣服，眼睛里透着股倔强的灵气，总能博得不少同情和好感。她的货，总是整个集市上卖得最快、最好的。
“醉鬼”父亲在床上唉声叹气、拖拖拉拉地熬了一年多，终于咽了气。那点微薄的低保也随之消失。母亲带着四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日子像掉进了冰窟窿，更加艰难，几乎看不到一丝光亮。
张艳咬着牙撕掉了高中录取通知书——那薄薄的一张纸，在她手里重逾千斤。她把眼泪憋回去，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打工的路。流水线上的工人，像螺丝钉一样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餐厅的服务员，端着滚烫的盘子穿梭在油腻的桌椅间，被呼来喝去是常事；发廊的洗头妹，手指被劣质洗发水泡得发白发皱；寒冬腊月天不亮就起来扫大街，冻得手指失去知觉；洗脚店的洗脚妹……那是她最不愿回忆的一段。无数双粗糙、布满老茧、甚至带着异味和脚气的脚浸在浑浊的水里，她年轻洁白的双手就在这浑浊中揉搓、按摩，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干净那股混杂着药水和汗臭的味道。指关节被水泡得发白起皱，皮肤也变得粗糙。但她不敢停，每一分钱都是弟妹的学费、母亲的药费。生活的苦汁，她一滴不剩地咽了下去。
然而，骨子里那份不甘像野草一样顽强。只要有丁点喘息的时间，她就钻进尘土飞扬的街边电脑培训班，笨拙地敲击键盘，学习打字。19岁那年，命运终于吝啬地给了她一点甜头——一家小公司不要求学历，招文员。虽然薪水微薄，但张艳终于能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穿着干净的衣服，不用再直面那些令人作呕的脚了。这对她而言，已是命运一次小小的、值得欣喜的转折。
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珍惜这个机会。勤劳肯干，心思活络，眼明手快，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青睐。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调去做销售。仿佛天生就该吃这碗饭，她凭着那份从市井中磨砺出的察言观色、能说会道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业绩一路飙升。老板不仅赏识她的才能，更对她日渐绽放的青春美貌垂涎三尺。一次应酬重要客户，她被灌了不少酒，昏昏沉沉间，被心怀不轨的老板带回了办公室……事后，老板带着施舍和轻蔑的神情，将两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扔在她脚边。张艳没有哭喊，没有怒骂，她默默地、一件一件捡起自己被撕破的衣服穿好，然后蹲下身，捡起了那两张沾着灰尘的钞票。她抬起头，脸上没有泪，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接下来的日子，她像最耐心的猎人，不动声色地收集着老板偷税漏税、做假账、克扣工资、甚至一些见不得光的交易证据，一条条，一件件，整理得清清楚楚。然后，在一个安静的午后，她将这些材料整整齐齐地放在老板宽大的办公桌上，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却带着冰锥般的寒意：“张总，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您心里比我清楚。不用我多说吧？”
老板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指着张艳的鼻子，手指都在哆嗦，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算你狠！”他黑着脸冲进财务室，粗暴地拉开保险柜，拿出两沓厚厚的、用纸条捆好的百元钞票（俗称“红砖头”），狠狠摔在桌上：“拿着，滚蛋！别让我再看见你！”
张艳拿起那沉甸甸的两万块，脊背挺得笔直，走出了那栋曾带给她希望又将她推入深渊的大楼。直到转过街角，确认没人看见，滚烫的眼泪才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她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她的青春，她的纯洁，在这些人眼里，就只值这么多吗？两万块，像烙铁一样烫在她的心上。
心灰意冷之下，她无处可去，又回到了那个弥漫着药水味的洗脚店。手指重新浸泡在浑浊的水里，搓揉着陌生的脚掌。她看着镜子里那张年轻却写满风霜的脸，绝望地想：一个农村妹，初中学历，大概这辈子顶破天，也就是个“技术好”的洗脚妹了。改变命运？痴人说梦罢了。